家长拒孩子跨性别将失监护权 加州新法惹争议

“加州内幕”（California Insider）近期访谈节目聚焦已在众议院过关的AB957法案：如果父母不同意孩子选择跨性别，将失去监护权和探视权。

加州的性别教育是从学校开始的，孩子们从很小就被灌输“跨性别”的概念，如果孩子选择跨性别，学校会以“为孩子提供安全的生活空间”为由对家长保密；父母既不清楚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不知孩子转换了性别。

该访谈节目标题是《依据新法加州父母或将失去孩子》（Parents in California Are About to Lose Their Kids Under New Law），而另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英文大纪元电视（EpochTV）节目是《性别转换：不为人知的现实》（Gender Transformation: The Untold Realities）原创纪录片，记录了阿比盖尔•马丁内斯（Abigail Martinez）的女儿如何在变性后轻生，以及另外几位少年在变性后的悔恨。

自幼种下“多性别”的种子
片中受访者之一的艾琳（Erin Friday）是一位母亲、律师，也是全球性父母权利倡导组织“我们的职责”（Our Duty）的领导者，她的女儿一度自称跨性别者。就此话题，她也接受了《每日信号》（The Daily Signal）的专访。

加州现行法律要求学校必须教授跨性别和变性的知识，课堂作业也融入了跨性别主义。艾琳说，父母可以为孩子选择不上性教育课，但不能退出带有跨性别内容的社会科学、健康、生物及种族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是造成孩子性别困惑的源头，这种困惑不是自然产生的。

艾琳说，大概五年之前开始了一场运动，“孩子们被要求提供他们喜欢的（性别）代词，这是从学校系统开始的，实际上是给孩子打开了一扇困惑的大门”。她说，孩子从四五岁就开始被种下“多性别”的种子，学校标语上写着：“如果你妈妈不支持你，我就是你的妈妈。”

艾琳到女儿的学校做志愿者，听到老师在课上对孩子们谈到：“男性像特种部队，女性像芭比娃娃，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就是至少有十几种的多个性别。”艾琳在课上不断举手发言并质问：“难道说我们大家都是跨性别者吗？为什么要给孩子贴上性别标签？！”她是课上唯一质疑的家长，其他家长没有作声。

女生们被诱导接受跨性别意识
“我女儿在公校上七年级时，在性教育课上接触到跨性别意识，女生们被告知她们可以有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意识。”艾琳说，在那之后，女儿和她五个朋友坐在她家前院，分别讲述了每个人新的性别标签，“包括泛性恋，这不是11岁孩子应该知道的词汇”。

在两年多时间里，艾琳的女儿从不同性别身份列表中先是选了“泛性恋”，然后是“女同性恋”，九年级时公开称自己是“跨性别者”。艾琳说：“这很像去商店买东西，选了这个再选那个。”

“我们觉得自己是聪明的父母，但孩子们的技术更先进，她们有秘密的社交媒体账户，有影子账户，有跨性别身份和男性化的名字。”疫情期间，艾琳从邮件中发现了女儿新的性别身份和姓名：学校在未通知家长的情况下给她改了名字和性别代词。女儿的心理健康在改名前已经严重受损，她患了抑郁症，房间的装饰也变了，色调变得黑暗和男性化。

一些专为孩子准备的教材、书籍或动画片讲述跨性别的故事，孩子的同伴以及社交媒体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艾琳说：“加州教育部教导学校，一旦孩子选择的名字或性别代词与他们的生理性别不同，不要告诉父母，要保密。老师们也被教导这样做，他们接受培训，称其如果不支持性别转换，这些孩子中大约41%可能会自杀；他们还被告知，这些孩子在家里会受到虐待。”

艾琳说，在加州，12岁的孩子通过学校可以找辅导员或心理咨询师，而父母可能在数周或数月中都不知情。“辅导员接受的训练是，肯定孩子的性别认同”，学校里建立了俱乐部，或利用孩子午餐时间讨论跨性别或做问卷调查，艾琳说，不要让孩子做这种性别调查问卷。

老师推动女儿做变性手术 导致她迷惘自杀
洛杉矶县居民马丁内斯说，她已逝的女儿亚埃里·马丁内斯（Yaeli Martinez）在上了谈论多性别的性教育课后，在一对一辅导时被提问：“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性别？”她困惑地答：“不知道。”

高中时，亚埃里加入了“性别困惑”小组，在一次次讨论后，她明确说出她想做个男孩，并受到小组成员们的欢呼。她把房间变成黑暗系并贴上肌肉强壮的男性图片。妈妈流着泪劝说无效，也不愿称呼她男性化的名字。

法官判妈妈“虐待”女儿，将亚埃里送进了寄养家庭，每星期母女只能见面一小时，谈话内容被限制，且必须有第三方在场。

亚埃里在周围人的影响下服用了青春期阻滞剂、激素，并做了变性手术，没有人事先告诉她这些“治疗”后的疼痛、衰弱和迷茫。她在19岁时卧轨自杀死亡时，警方记录的是男性名字。

在全美自称为跨性别者的人群中，少年占比最高。艾琳说，孩子们在最脆弱的时期被灌输了跨性别的思想，“被教导成‘天生的’跨性别者、且父母是头号敌人”。辅导员、社会工作者、治疗师和医生一遍遍向父母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死去的女儿还是活着的儿子？”让后者感到崩溃。

拥有15年教学经验的公校教师卡丽·丰塔尼拉（Kali Fontanilla）说，五年前几乎没有学生被认为是非男女之外的性别，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们现在发现女孩性别转换（包括做手术）的比男孩多，那些怀疑自己性别的儿童和少年都是由老师推动的，都遵循着一个模式，大体上一样的故事”。

家长孤军奋战
在把女儿从跨性别意识状态拉回正常轨道的过程中，弗莱迪深刻体验到：“父母与之（潮流）对抗是个艰苦的过程，政府反对你，老师反对你，甚至你的朋友也反对你，没有人帮助你，你只能逆流而上。”在动画片、电影、书籍、跨性别网站、免费教材以及社交媒体上，这种“变性病毒”在美国到处蔓延。

弗莱迪为女儿找治疗师和医生，但听到的声音几乎都是：要肯定孩子的性别转换、加以阻止可能导致孩子自杀。

“父母和教师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群成年人，小孩子信任父母也信任老师，但当这两群人互相‘竞争’时，孩子感到无所适从。”弗莱迪说，现实情况是教师和学校有很大的影响力，并极力把父母排除在外，使孩子和父母之间的隔阂更深。老师会及时通知父母孩子的学习成绩，但不会告知他们孩子跨性别的选择。

跨性别组织作为第三方直接“引导”孩子去转变。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帕梅拉‧加菲尔德-耶格（Pamrla Garfield-Jaeger）曾为一个跨性别团体工作，她们把活动传单放在学校附近，上面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然后把孩子约到办公室进行筛选，让他们进入性别学习小组，并要孩子不要告诉父母、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她当时认为那是帮助孩子在不受家人干扰的情况下认识自己。

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面临着身体发育和青春期的正常变化，这些被归为性别不安或性别困惑。社区倡导者、教师克里斯蒂·‧洛萨诺（Christ Lozano）认为，这种课程最危险之处在于，一旦孩子的大脑接受某种方式的暗示训练，他们就会以这种方式思考。

一位变性者说，他了解到，如果你有性别不安，最好的选择就是变性，不然你就不会快乐并会自杀，“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所以必须接受痛苦的手术和激素治疗”。青少年变性者周围的人不会告诉他们，激素治疗的影响可能是终生的，变性手术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和长期的病痛。

近年来变性手术市场在快速扩大，据2022至2030年美国变性手术市场规模、份额和趋势分析报告和细分市场预测，到2030年美国变性手术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每年的复合手术增长率为11.23%。

在加州，如果父母不同意让孩子变性，他们甚至会被视为虐待儿童、不能成为监护人，而儿童可能被送到寄养家庭，这就是已通过州众议院、等待州参议院三读的AB957法案。AB957重新定义了儿童的福祉，将所谓“健康、福利、安全”以及对儿童的性别认同和表达的支持，视为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这可能引起儿童的监护权之争，迫使父母同意孩子变性。”弗莱迪在州议会作证，他们知道那些青春期阻滞剂、跨性别激素和变性手术的危害，“不能声称自己无知，仍然这样做是出于邪恶的目的。”

作为一名注册37年的民主党人，她说：“我投票选了那些正在推行这些伤害儿童法律的人，而他们不关心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被告知，忘记你从小养大的女孩，接受她变成一个男孩的事实时，那真是太痛苦了！”

有关“变性”的争议
在加州，加大旧金山分校儿童和青少年性别中心心理健康主任黛安‧埃伦萨夫特（Diane Ehrensaft） 的一项研究称，如果阻止孩子变性，他们的自杀率会达到41%；而与之观点相反的研究则指出，在青春期出现“性别不安”的大部分青少年在成长后会回归正常，不会再选择转变性别。

埃伦萨夫特说，如果一个小女孩把发夹从头发上拿下来，她就是在进行性别交流。而弗莱迪和一位心理治疗师谈到女儿小时候非常女孩子气，对方肯定地说：“嗯，你女儿在隐藏真实的性别身份。”弗莱迪认为这非常荒谬。

追根溯源，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理论是1964年由加大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和性别认同诊所研究员罗伯特‧J‧斯托勒 （Robert J. Stoller）提出的。性心理学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则将性别中立理论推而广之，他认为人出生时是中性的，性别可以在后天培育。

精神病学家、作家、演说家米里亚姆‧格罗斯曼（Miriam Grossman） 在纪录片《性别转换：不为人知的现实》中所说，“莫尼证明其理论的双胞胎实验惨遭失败。”

双胞胎兄弟之一大卫·‧雷默（David Reimer）在7个月时因切除包皮手术失败，阴茎被烧焦而脱落。雷默夫妇找到莫尼，后者建议将孩子当女孩抚养并做变性手术，22个月时大卫做了双侧睾丸切除手术，以不再产生雄性激素。

1972年大卫7岁时，莫尼公布了这个“成功”的试验，该案例导致了更多家长选择给孩子做变性手术和药物治疗。据记者、作家约翰‧科拉平托（John Colapinto）2000年出版的《自然造就了他——作为女孩养育的男孩》（As Nature Made Him –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一书，那时美国每年有上百例婴儿变性手术，全世界则有上千例。

大卫一直服用雌性激素，莫尼从他8岁开始劝说雷默夫妇给他做变性手术。大卫在12岁左右出现男性特征，声音变低沉、肩膀变宽，肌肉量增加，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一样。一个研究激素对人类性别分化作用的小组证实，带有xx染色体基因的人会发育为女性，而带有xy染色体的会发育为男性，人类先天带有的基因起着重要作用。

大卫14岁时从父母那里得知真相，决定做回男孩、改名，并在多年间做了多次变回男性的手术。雷默夫妇和莫尼保持着通信。1979年BBC报导大卫转回男孩后，莫尼不再公开演讲，但没有撤掉或修改他的“成功”案例。到1999年，莫尼在一本总结其职业生涯的专著中仍在强调人的性别是后天培养的，此时距大卫恢复男性身份已过去了近20年。

1975年，当大卫得知自己并非孤例，并且他的个案对成千上万例变性手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后，和夏威夷大学名誉教授米尔顿‧戴蒙德（Milton Diamond）合作，公开了他的情况。而戴蒙德的论文两年后才得以发表，并且被称“争议性太强”，因为莫尼的理论和试验在已被广泛引用和接受。